[38]我国学者高鸿钧教授概括指出，西方的现代社会治理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与自由放任时期相对应的立法治理阶段（现代之初至19世纪末，美国则到20世纪30年代），二是与福利国家时期相对应的行政治理阶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70年代末），三是与新自由主义时期相对应的司法治理（juristocracy）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今）。

同样道理，新一波法律全球化运动的酝酿，也往往出自前一波宪法运动的危机，旧的公法危机推动了新的私法复兴。在18—19世纪的第一波宪法运动中，经济领域的放任自由，其目的是导向形成一个自发的市民社会以对抗外在的政治国家，私法与公法的二元格局，构成一个统一稳定的法治国家框架的基础，并由此提供市民制宪主体通过社会契约形成政治共同体的法律基础。

市场经济自身不是作为国家的制约原则，而是对国家自始至终的存在和行动进行内部调控的原则。一方面，政治问题的法律化，可以达到更好的去政治化效果。[47] 政体学说和主权理论不再构成核心，相反，经济自由成为了一个具有普遍规范性、可以横跨不同空间和时间维度的价值模式来审视政治正当性的终极标准。在经济层面，则推动社会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工程。哈耶克作为美国新自由主义阵营（主要包括米尔顿·弗里德曼、加里·贝克尔、斯蒂格勒、舒尔茨、波斯纳等）的领袖，也参与了弗莱堡学派的活动，他同时也是奥地利学派（Austrian School）的重要成员（包括门格尔、米塞斯、庞巴维克等）。

从理论上而言，人权和人民主权之间并非相互战争的状态，民主不实现，法律就没有自主性可言，反之亦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瓦尔特·欧肯、弗兰茨·伯姆、穆勒—阿尔马克、威廉·罗普克等。而要使全国人民发自内心地拥护宪法，则必须让人民能够从宪法中获益，即让宪法能够真正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宪法宣誓制度的建立，不仅可以提升公职人员的使命感、荣誉感和责任感，而且更重要的是树立其尊重宪法、服从宪法权威的意识，督促其依照宪法精神和规则，真诚、正确地行使公权力，从而在公职人员中牢固树立宪法权威。因此，想要老百姓觉得宪法离自己很近，就不仅要进行宪法宣传和宪法教育，建立宪法宣誓制度，确立宪法日，还应让每一位公民真正了解到自己手中的一票切实与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学习时报：在您看来，目前我国宪法权威的状况如何?如果有不足，原因何在? 周叶中：虽然我国建立了不少行之有效的制度以保障宪法权威，但我国宪法权威的状况现在还不能令人满意。实际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树立我国宪法权威高度重视，有过很多重要论述，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深刻认识这些重要论述? 周叶中：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宪法权威进行了不少重要论述。

这些问题的存在都是不争的事实。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习近平总书记对此进行了精当的概括，即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

我国长期推行的法制宣传教育，有助于帮助公民正确认识自己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理清其与国家、社会和其他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从而一方面积极、自觉地履行宪法义务，另一方面也能正确、主动地行使宪法权利。对于我国来说，可行的方案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设专门从事宪法监督的机构，可名之为宪法委员会，以该委员会为依托，杜绝违宪法律、法规的出现，从而从根本上保障宪法的法律效力和宪法的应有权威。假如我们将人大的议事过程予以全面公开，并在议事过程中展现讨论、争辩的细节，老百姓自然会对人大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概括来说，深层次的原因包括这么几个方面。我国虽然建立了法规备案审查制度等一些保障制度，但在保障宪法权威方面确实还存在不少问题。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以西方国家所实行的宪法监督制度，与我国的根本制度和体制有不尽契合之处。比如，不少地方仍然存在一言堂的现象，而相应的权力监督机制又有缺失;相对于行政权而言，我国人大的立法权和法院、检察院的司法权略显薄弱，难以对行政权形成有效监督;人大的重大事项决定权、质询权等实质性权力，也因种种原因而难以有效激活，等等。

虽然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但这种根本性并不能凭借宪法的自我宣示就得以实现，必须建立健全完善的宪法监督制度方能予以保障。而司法权威的提升，本质上也是宪法权威的题中应有之意。

换句话说，我们与宪法息息相关。而我国宪法的两大主要内容——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其实都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

这些论述的主要精神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因此，要树立宪法权威，需要从问题出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树立宪法权威的过程中，我国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包括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具体制度不健全，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执法司法问题还比较突出，一些公职人员滥用职权、失职渎职、执法犯法甚至徇私枉法严重损害国家法制权威，公民包括一些领导干部的宪法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等等。如果不能对这一问题有所回应，势必影响老百姓的安居乐业而土地公有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和基本标志，在这一点上的任何妥协都会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而后者是国家为了给公民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而征收的税收。

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第2条宪法修正案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规定转让，同年12月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土地管理法的决定》将这一宪法修正案具体化为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其次，之所以认为自动无偿续期70年比较合适，一方面是为了跟我国现行的住宅土地使用权期限制度相衔接，因为目前居住用地类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最高出让就是70年。

[5] 上述这些规定和理论，对于我们理性认识和全面看待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续期问题，是非常重要的。[12] 笔者以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

[6]这种落实方案非常重要且不可或缺，但其本质是通过全民分享国有土地的收益，而不是全民直接（参与）行使国有土地所有权。第三种批评意见认为，如果国有建设用地之上的商品房因为各种原因不能使用，那么该商品房之下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自动灭失，然后国家应当立即将该土地使用权无偿收回。

[3]在德国，人们可能会用制度性保障理论来处理这一问题，即认为，全民所有是一项不能任由立法者修改的制度，这种制度要求国家所有权为公民自由和自主发展提供制度、组织和物质保障，而不能为国家的私利而存在。当然，是否需要征收这一项税以及具体的税基和税率问题，在决策主体方面，不应由行政机关来决定，而应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通过民主讨论后制定或修改法律来加以落实。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那不但会增加民众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土地制度和法律制度的不满，而且会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威信和权威。虽然这一类公民无法直接行使这项权利，但通过市场化的制度安排，我们是可以确保公民之间的平等权的，比如，上述方案一旦建立，那么我们的法律就应当允许没有或不愿直接行使国有建设用地70年无偿续期权的公民，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自由转让他们的权利，从而确保每个公民和每代公民都可以分享这一权利所带来的财产性利益。

即便是住宅因为各种原因不能使用甚至灭失，享有该项土地使用权的公民依然可以在其合法使用期限内继续重建住宅。在这一问题上，我们需要看到，当第10条第4款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进行转让时，其指的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和集体土地使用权都可以依法转让，而不是说只有国有土地才可以依法转让。

不过，诚如上文已经提到地那样，为了公平起见，每个公民都只应当行使一次这样的权利。[4] 制度性保障理论最初是由德国法学家卡尔•施密特提出的。

用更简单的话来说，国有土地既是国家的，也是全民的，而且后者是最主要的，前者是要为后者服务的。虽然政府可以宣称其收取的土地出让金是用于全民福利的，但实际上作为全民组成部分的每个具体公民却并不一定能切实享受到这些福利。

[15]就权利性质而言，公民从国家那里获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不是一项租赁权，而是一项独立的物权。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另外一个方面，即国家毕竟是通过全体公民信托来代持国有土地的。[5] 相关具体论证可以参见程雪阳：《中国宪法上国家所有的规范含义》，《法学研究》2015年第4期 [6] 国务院在2004年的《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中提出，要探索建立国有土地收益基金，遏制片面追求土地收益的短期行为。对此，政府可以制定一个有偿续期期限价格表或计算公式，允许相关国有土地使用权人从中选择合理的期限。

当下的住宅类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虽然也有市场价格，但定价权却垄断在政府手里，参与这项权利竞价的主体也只能是房地产开发商，所以很难说这种价格是住宅类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的真正反映。依照这个规定，国家土地所有权实际上就是全民拥有的土地所有权。

由此观之，在住宅和商品房领域，要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之后永久无偿自动续期和要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之后立即再缴纳一次土地出让金都是不合适的，都不能完整全面地实现和落实我国宪法关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这一要求。之所以提出这种解决方案，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

[8] 最后，自动无偿续期70年之后，无论这个公民是否健在或者离世，如果其想继续享有这块国有建设用地的使用权，那原则上就应当再重新缴纳一次土地出让金。因为土地出让金和不动产税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是两种不同的问题。